“我做的調查以這次為最大規模。尋烏調查是一九三〇年五月四軍到尋烏時做的，正是陂頭會議之后，汀州會議之前，關于中國的富農問題我還沒有全般了解的時候，同時我對于商業狀況是完全的門外漢，因此下大力來做這個調查。”
“我做的調查以這次為最大規模。尋烏調查是一九三〇年五月四軍到尋烏時做的，正是陂頭會議之后，汀州會議之前，關于中國的富農問題我還沒有全般了解的時候，同時我對于商業狀況是完全的門外漢，因此下大力來做這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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