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大會址紀念館（今廣州市越秀區恤孤院路3號）
1923年5月，時任中共北方區負責人之一的羅章龍收到了一封署名“鐘英”的信，邀請他6月去廣州參加一個重要會議。羅章龍從北京坐火車到達天津，乘海輪到達上海，再乘船前往廣州。到了廣州，一位名叫“管東渠”的先生接待了他。
“鐘英”是誰？“管東渠”先生又是誰？羅章龍參加的重要會議是什么？這一切都要從1923年的中國講起。
鐘英相邀：三大代表齊聚羊城
99年前的中國，革命浪潮風起云涌。京漢鐵路大罷工在軍閥的血腥鎮壓下失敗，全國工人運動步入低谷。剛成立兩年的中國共產黨舉步維艱，勢單力孤。
面對敵強我弱的艱難困境，中國共產黨人敏銳而深刻地認識到，只有發動廣大人民群眾，團結其他民主力量，才能取得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勝利。因此，迫切需要召開一次大會來明確方向、統一思想、建立戰線。
當時孫中山在南方重建革命政權，廣州的政治環境相對穩定，也可以合法地開展革命活動。在共產國際的建議下，中共中央從上海遷往廣州，著手籌備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共中央機關廣州辦公舊址——春園(新河浦路24號)
和一大、二大相比，三大在廣州相對寬松的形勢下召開，算是一次半公開的會議。但是我黨在會議籌備和召開過程中，保密工作絲毫沒有松懈過。
中央以“鐘英”為化名，寫信給各地黨組織，通知各地“根據區內黨員人數，大約十人選出一名代表，來廣州參加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們收到通知后，陸續動身從祖國各地秘密奔赴廣州。
北方區的代表出于安全保密的考慮，分批、分時間、分路線動身。當時從北京到廣州可謂路途遙遠，旅程艱辛。于是就有了開頭羅章龍輾轉多地抵達廣州的經過。抵達后，代表們還特意喬裝成本地人的模樣，混跡于人群之中，避免引人注意。
開天辟地：保密責任寫進黨章
當時廣東區委受中央委托，承擔了代表接待引導、食宿安排等許多籌備工作。廣東區的粵語諧音“管東渠”，這也是廣東區委的代號。大會的選址就是由“管東渠”一手操辦的。
中共三大會址舊景
會址定在當時廣州東山華僑聚集區的一處僻靜之所。這是一幢兩層磚木結構的普通樓房，表面看上去又臟又舊，很久沒人居住，因此很不顯眼，起到了安全保密的作用。會場距離部分代表居住的春園不到200米，也便于代表安全參會。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黨的三大在廣州召開。這是一次在中國革命歷史進程中有著深遠意義的大會。會議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同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這為第一次國共合作做好了思想、政治和組織上的準備。
會議還開創了黨的歷史上許多個“第一次”：第一次修訂了黨的章程，第一次制定了《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通過了黨史上第一部《農民問題決議案》等等。
黨員自請出黨，須經過區之決定，收回其黨證及其他重要文件，并須由介紹人擔保其嚴守本黨一切秘密，如違時，由區執行委員會采用適當手段對待之。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修正章程》 第一章四條
特別是第一次在黨章中規定了黨的保密責任制度和問責制度。新增“自請出黨”一條，規定“收回黨證”和“重要文件”，既完善了組織程序和制度，也提出了保密要求，明確了黨員所在的基層組織要肩負起監督和落實執行保密紀律的責任。
同時，第二十六條寫明了違反黨的保密紀律應承擔的責任，對“泄露本黨秘密”的黨員，“該地方執行委員會必須開除之”，開除后，“必須報告其理由于中央區執行委員會”。這些條款進一步豐富了黨的保密規定內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風云際會：《國際歌》從這里傳唱
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并據此選舉出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毛澤東高票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式委員，并被首次任命為中央秘書，協助委員長處理中央日常工作，還擔負起黨的文件管理等職責。
秘書負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記錄之責任，并管理黨的文件。本黨的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簽字。
——《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第三條
《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中規定，黨的一切函件必須有委員長和中央秘書共同簽字才能生效，這一舉措，使得黨的文件保密管理得到進一步加強。同時，也可以看出，毛澤東當時在黨內承擔了十分重要的工作職責，這也是毛澤東第一次進入黨的領導核心層。
油畫《毛澤東在中共三大》
6月20日，全體代表齊聚黃花崗烈士陵園，由瞿秋白、張太雷教唱《國際歌》，在雄壯有力的歌聲中，中共三大勝利閉幕。從此，在黨代會閉幕式上唱《國際歌》成為慣例。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要為真理而斗爭！
這是最后的斗爭，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雄壯嘹亮的歌聲，激勵著中國革命志士奮不顧身、勇往直前。中共三大開啟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大門，點燃了匯聚全國革命力量的火種，一團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烈焰即將在中國大地上熊熊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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