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學習問答朗讀版

　　《決議》指出，“在革命斗爭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對經過艱苦探索、付出巨大犧牲積累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革命道路。”

　　第一，以武裝斗爭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開啟了中國革命新紀元。大革命失敗后，全國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在嚴酷的斗爭和血的教訓中，黨深刻認識到，沒有革命的武裝就無法戰勝武裝的反革命。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打響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端。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會議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這是黨在付出大量鮮血的代價后換得的正確結論。八七會議是個轉折點，給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中的中國共產黨指明了新的出路。八七會議后，黨派出許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復和整頓黨組織，發動武裝起義。繼南昌起義后，黨領導舉行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和其他許多地區起義，但由于敵我力量懸殊，這些起義大多數失敗了。事實證明，面對國民黨新軍閥在中心城市擁有強大武裝的形勢，中國共產黨人不可能像俄國十月革命那樣通過首先占領中心城市來取得革命在全國的勝利，黨迫切需要找到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

　　第二，從進攻大城市轉為向農村進軍，是中國革命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點。大革命失敗后，集中體現中國革命正確方向的是毛澤東、朱德同志領導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三灣改編后，毛澤東同志帶領秋收起義部隊首先來到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這是因為：一是這里群眾基礎比較好，大革命時期湘贛邊界各縣曾建立黨的組織和農民協會；二是這里的部分舊式農民武裝，愿意同工農革命軍聯合；三是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四是周圍各縣有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便于部隊籌款籌糧；五是地處湘贛邊界，距離國民黨統治的中心比較遠，湘贛兩省軍閥之間存在矛盾，對這個地區的控制力量比較薄弱。毛澤東同志抓住統治階級內部發生新破裂的有利時機，在井岡山建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黨領導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全力進行邊界黨、軍隊和政權的建設。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點燃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為中國革命探索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樣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正確革命道路。隨著斗爭發展，黨創建了中央革命根據地和湘鄂西、海陸豐、鄂豫皖、瓊崖、閩浙贛、湘鄂贛、湘贛、左右江、川陜、陜甘、湘鄂川黔等根據地。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是促成這一時期革命形勢好轉的最重要因素。

　　第三，開辟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革命道路。毛澤東同志率領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山后，從中國革命實際出發，科學闡明了以農業為主要經濟的中國的革命，以軍事發展暴動，是一種特征；深刻論證了紅色政權能夠長期存在并發展的主客觀條件，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從而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這是大革命失敗后對黨領導紅軍和根據地斗爭經驗的概括，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創造性的運用和發展。這就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即必須首先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積蓄革命力量，在條件成熟時奪取城市，最后奪取全國革命勝利。中國共產黨正是沿著這條獨特的道路，引導中國革命逐步贏得勝利的。這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正確革命道路，是在黨領導人民的集體奮斗中開辟出來的。它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同當時黨內一些人的右傾悲觀思想尤其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傾向作斗爭的過程中形成的。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同志作出了最卓越的貢獻。他不僅在實踐中首先把武裝斗爭的立足點放在農村，領導開創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創造性地解決了為堅持和發展農村革命根據地所必須解決的一系列根本問題，而且從理論上逐步對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作出明確說明。毛澤東同志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深刻闡明了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原則的極端重要性，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和“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的重要思想，表明黨在斗爭的實踐中深刻認識到，面對中國特殊的國情，只有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才能找到引導中國革命勝利的正確道路。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