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聲音刻錄百年記憶，我是革命文物講述人——八一電影制片廠解說員吳俊全。

　　我講述的文物是毛澤東留存最早的農村調查報告——《中國佃農生活舉例》。這本只有12頁的小冊子現收藏在武漢革命博物館內。

　　《中國佃農生活舉例》是32開紙質鉛印本。長19厘米，寬13厘米，用粗線裝訂。封面上端從右至左印有“中國佃農生活舉例”紅字書名，稍下方印有“毛澤東著”。

△圖為毛澤東留存最早的農村調查報告——《中國佃農生活舉例》

　　翻開泛黃的紙頁，看到一個世紀前農戶家庭詳盡的收支記錄，人們仿佛回到了1926年的湖南農村。

　　1926年，隨著北伐的勝利進軍，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迅速發展。同年12月，時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的毛澤東前往湖南考察農民運動。在老家湘潭，他與佃農張連初促膝長談，獲得了寶貴的第一手調查材料。

△圖為《中國佃農生活舉例》內頁

　　翻開這份調查報告你會發現，毛澤東通過對張連初家庭情況的摸排，他核算出：如果沒有天災人禍，這戶佃農“收支相抵，不足一十九元六角四分五厘五”。于是，他在報告中寫道：

　　“中國之佃農比牛還苦，因牛每年尚有休息，人則全無。然事實上佃農不能個個這樣終年無一天休息地做苦工，稍一躲懶，虧折跟來了。這就是中國佃農比世界上無論何國之佃農為苦，而許多佃農被擠離開土地變為兵匪游民之真正原因。”

　　撰寫《中國佃農生活舉例》的過程，為毛澤東日后探索中國革命道路，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早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求學時，毛澤東就提出，既讀“有字之書”，也要讀“無字之書”。他說，以往思想界“很少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結果，“湊熱鬧成了風”。

　　武漢革命博物館館長高萬娥：早在1920年3月，毛澤東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就表達了這樣的思想：我們如果要在現在的世界上稍為盡一些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要對這地盤內的情況加以實地的調查和研究。所以，毛澤東的做派就是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就是（所說的）實事求是。

　　寫完《中國佃農生活舉例》之后，毛澤東并沒有停止調查的腳步。他還要到中國農村去看看：農民運動到底是“糟得很”，還是“好得很”？

　　1927年年初，34歲的毛澤東身著藍布長衫，腳穿草鞋，手拿雨傘，提著裝有筆紙的布袋子，用30多天的時間，徒步700公里，足跡遍布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5個縣。他發現，農民打土豪、分田地，寒冬里的湘西農村熱火朝天。

　　武漢革命博物館館長高萬娥：毛澤東說，農民運動不是“糟得狠”而是“好得狠”。在我們黨內，毛澤東不是第一個從事農民運動的。但是在農民運動理論造詣最深的是毛澤東。他深知中國革命的問題，最核心的問題就是“農民問題”。沒有農民參加革命，中國革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從湘西農村回到武漢后，懷揣《中國佃農生活舉例》這本小冊子，毛澤東站到了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的講臺。

△圖為1927年的武昌農講所大門

　　1927年4月4日下午，毛澤東出席了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的開學典禮。來自全國各地的800名學員如同涓涓細流在此相匯。武漢革命博物館館長高萬娥：舉辦農講所期間，武漢是大革命高潮的中心，就像延安一樣，是全國各地青年向往的地方。

△圖為毛澤東在武昌農講所講授課程的場景

　　毛澤東親自為學員講授《農民問題》、《農村教育》兩門課程，并作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專題報告。武漢革命博物館講解員李丹說，上課時，毛澤東最愛用例子深入淺出地講道理。

　　毛澤東在黑板上畫了三根竹子。一根向左彎，一根向右彎，中間的一根是直的。他邊畫邊講：一根竹子彎了必須向相反的方向狠掰。這就是矯枉需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的道理。

　　講習所將毛澤東撰寫的《中國佃農生活舉例》作為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叢書正式發表。學員們通過這本薄薄的小冊子了解到真實的中國農村、中國農民，也將革命的火種埋進心中。畢業后，他們就像星星之火，在隨后更為嚴酷的革命斗爭中，燃成燎原之勢。

△圖為如今的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

　　陳佳怡：我是2002年在武漢出生，是武漢革命博物館的一名志愿者講解員，目前還是一名大學生。童年記憶中，我很想成為革命博物館里那些講解員。長大后，我加入到了志愿講解隊伍，很幸運地實現了小時候的夢想。

　　在一次講解過程中，我遇到了一位來自黃岡的老爺爺，他向我感慨說，武漢真是一座英雄城市，武漢人真是了不起。他說這話時，眼睛亮亮的，音調高高的。老人對英雄的敬仰感染著我。我們青年人應該牢記這段歷史，不僅是為了緬懷，更是為了傳承這些歷史、這些精神，是我們這座城市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