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初的一天，一架蘇聯飛機飛抵延安。走下飛機的除了蘇聯外科醫生阿洛夫和內科大夫米爾尼柯外，還有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

　　作為毛澤東的親人，毛岸英的人生經歷充滿磨難。

　　1922年10月24日，毛岸英出生在湖南長沙清水塘，1930年11月母親楊開慧被國民黨殺害，年僅八歲的毛岸英在上海領著弟弟岸青、岸龍以拾破爛、撿煤渣、推人力車謀生。

　　1936年之后他客居蘇聯，先后在蘇雅士官學校、莫斯科列寧軍事學校、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深造，期間參加了蘇聯共產黨，后被授予中尉軍銜，以白俄羅斯第一方面軍坦克部隊連指導員的身份參加了蘇聯反攻德軍的戰爭，隨蘇軍攻克了柏林并遠涉波蘭和捷克等國家。1945年戰爭結束后他又進入了莫斯科東方語言學院學習政治經濟學。他14歲到23歲在蘇聯生活的這一段時間里表現非常突出，為蘇聯的衛國戰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回到延安的毛岸英，因為在蘇聯待的時間很長，已經養成了與延安不同的生活習慣，比如喜歡直呼別人的名字，習慣用手勢表達個人的意見，說話隨便，有時也不講究方式方法。他還愛穿在蘇聯時的服裝，總想把自己打扮得與眾不同。

　　一天下午，毛澤東在王家坪住地把毛岸英叫來，兩人坐在屋外大柳樹下的石桌旁親切交談起來。毛澤東看著兒子認真地說：“岸英，你現在回國了，不是在蘇聯，要按東方人的傳統習慣行事，做事一定要文靜，要規規矩矩地和別人說話。”毛岸英點了點頭。

　　毛澤東接著問道：“你在蘇聯經常讀中國書嗎？”

　　毛岸英回答：“經常讀，讀過《紅樓夢》《水滸傳》，還有魯迅的作品······”

　　毛澤東抬頭看著兒子說：“還好，應當知道中國的知識，更要懂得中國革命的知識。”說到這里，毛澤東停頓了一下，臉上露出鄭重而又嚴肅的表情繼續說：“你在蘇聯的大學畢業了，可是你學的只是書本上的知識，你還沒有上過中國的‘勞動大學’，到農村去，拜農民為師。在這個大學里，可以學到許多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你說好不好？”

　　毛岸英看了看父親，愉快地答應了。

　　他答應父親的要求之后，開始向周圍的人了解陜北農民的生活情況。毛澤東也找賀龍商量，決定把岸英送到延安縣柳林區二鄉吳家棗園吳滿有家勞動。

　　上勞動大學的經歷注定將改變毛岸英的人生價值觀。

　　1946年初春的延安，春寒料峭，在通往延安縣柳林區吳家棗園的山路上，毛岸英精神抖擻地走著，他已經在這片蜿蜒起伏的高原上步行了幾十里，前方，就是他要去的目的地——吳家棗園，那就是他新生活的開始。

　　臨行前，毛澤東特意讓毛岸英脫下西裝，穿上了自己打過補丁的舊灰布衣褲，十足的農民打扮。在賀清華、周西林等人的陪同下，毛岸英自帶行李、口糧和種子來到了吳滿有家。

　　吳滿有熱情地接待了這個個子高高、頭發濃黑的年輕人。

　　農家人質樸，沒有過多的客套話。為了讓毛岸英住得好一些，吳滿有特意在窯掌火炕上面又鋪了一塊床板，他知道南方人睡不慣火炕。而毛岸英從見到吳滿有的第一面就已經打心底里喜歡上了這戶純樸的陜北人家。他高興地喊吳滿有“老師”，同家庭的每位成員一一打招呼。

　　毛岸英得知吳家的長子仲富比自己稍大時，便真誠地說：“我叫你哥吧？”聽到這話，吳仲富先不好意思起來：“不用，不用，就叫我名字好了。”從此，吳仲富跟弟弟仲貴便同這位莫斯科歸來的洋學生交上了朋友，而毛岸英也多了兩個農民兄弟。

　　遵照父親的安排，吳仲富開始手把手地教毛岸英務農。

　　每天早晨起身后，吳仲富便領著毛岸英和家里的雇工到山上開荒地。吳家在南山里要挖出六十多坰坡地，滿坡洼的梢林、檸條、龍柏、麻芮子、狼牙刺、酸棗刺等都要一一刨凈，這種勞動強度往往超出常人的承受力，但毛岸英堅持了下來。他的手上磨出了血泡，沒有放棄；他的手腕在砍樹根時被震得疼痛難忍，也沒有放棄。一天天下來，毛岸英瘦了，黑了，但身體更結實，人也顯得更精神了。

　　對毛岸英的表現，吳仲富看在眼中，記在心上，更加上心地幫助和教導他的這位小兄弟。在開荒地時，毛岸英掄镢頭的姿勢不對，步子配合不上，踉踉蹌蹌只顧往前沖，吳仲富便一挪一掏，一掏一撬，反反復復地做動作給他看，直到毛岸英熟練掌握動作要領為止。

　　毛岸英一個月回一次延安。在學習勞動期間，衣服破了自己縫，扣子掉了自己釘，還學著燒火做飯，燜黃米干飯，炒酸菜粉條，蒸米飯熱饃饃，什么都千。他和吳滿有一家老小及幫工的后生們不分彼此，親如一家。

　　有一次，他在山上勞動間隙休息時，比他大三歲的長工楊培柱說：“聽說你在蘇聯當過紅軍，打過仗，敢不敢和我摔跤？”毛岸英看了看楊培柱，站起來脫下外衣，走上去就抱住楊培柱。他倆在山地里滾來滾去，弄得黃土紛揚，不分輸贏。

　　在村里人眼里，毛岸英這個小伙子沒有架子，從不偷懶，干活也有模有樣。

　　在接受勞動鍛煉的日子里，毛岸英總是不忘關心革命的發展，每次回到延安見到父親都要向他請教有關革命和社會問題。1946年4月23日，陜甘寧邊區第三屆參議會第一次大會召開，毛岸英按照毛澤東的安排，提前一天趕回延安，成為參與會議的《解放日報》記者組成員。會議召開期間，他不僅在會議上聽各位領導、參議員的講演和討論發言，而且與記者們一道學習、釆訪、探討問題，掌握了不少實際情況，對中國革命的發展及“三三制”政權、土地改革、精兵簡政等邊區政權建設的路線、方針、政策有了較深理解，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覺悟和革命水平。毛岸英對邊區良好的黨群關系、干群關系的感觸尤深，從而加深了與陜北人民群眾的感情。

　　會議結束后，毛岸英返回吳家棗園前向父親匯報了這次工作，談了一些在蘇聯和延安政權建設方面的不同感受，并指出需要更加密切黨與廣大老百姓的關系，他的想法，得了毛澤東的肯定。毛澤東滿意地說：“你收獲不少，是努力了。”毛澤東還特意讓毛岸英把手伸出來，看見他手上的血泡，毛澤東說：“農民手上有老繭，你手上卻有血泡，說明你還沒學好，等手上老繭厚了，才能說你在‘勞動大學’畢業了。”之后，毛岸英在勞動和學習上更加努力。

　　1946年的秋天很快到來，吳家又獲得了大豐收，毛岸英和吳家人一樣，心里有說不出的高興，這豐收里面，也有著他實實在在的一份汗水和心血。而此時，以胡宗南為首的國民黨軍隊開始進攻邊區，延安縣委書記劉秉溫去了吳滿有家好幾次，讓吳滿有趕快把毛岸英送回延安。可毛岸英還是照舊干活吃飯，絲毫沒有走的意思。最后，在組織的多次催促下，毛岸英才回到了延安。毛岸英在吳滿有家參加勞動大約有半年時間，從“勞動大學”畢業再次回到延安后被安排在中宣部工作，后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6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通過了保衛延安的命令，隨后，中央機關撤離延安。毛岸英也跟隨中宣部撤到瓦窯堡一帶繼續做黨的宣傳工作。1947年4月，他又隨中央土改工作團到出西臨縣郝家坡參加由康生領導的土改工作小組，從此告別了延安，也告別陜北這塊熱土。

　　毛岸英自1945年12月初從蘇聯回國來到延安，到1947年4月離開，一共在延安生活了17個月。他在延安近一年半的生活中，上“勞動大學”的經歷無疑是最難忘的一段。

　　新中國成立后的1949年，毛岸英還從北京給這個他曾拜師務農并留下難忘回憶的村子寄去一封信，問候大家，信中還郵去了六張照片。第二年，他跟隨中國人民解放軍入朝參戰部隊開赴朝鮮戰場，犧牲在那里。

　　如今，只有坐落在朝鮮平安南道檜倉郡烈士陵園里那冢豎著石碑的毛岸英之墓，在默默地凝望著祖國、凝望著流淌著延河之水的大西北和黃土高原溝塞之中那個他當年上“勞動大學”的農家庭院。

　　（陜西省委組織部、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陜西網、陜西人民藝術劇院制作，總導演：李宣 導演：李俊強 朗讀者：劉研 錄音：馬潤森 對白：李磊、宜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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