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愛蘭（右）在為醫護人員進病房前做防護把關。

　　“我的工作就是不停地發現隱患，長一雙‘火眼金睛’，做一只‘啄木鳥’。”在武漢抗疫時，戴愛蘭一直這樣對自己說。

　　她是上海第四人民醫院總護士長，曾參加抗擊非典和汶川救援，有23年一線護理經驗。作為上海第三批支援湖北醫療隊員，戴愛蘭大年初四來到武漢，在武漢市第三醫院光谷院區做“感控”工作。“感控”“院感”，指的都是醫院內的感染預防和控制。

　　每天早上7：30，戴愛蘭會準時站在醫院病區入口處挨個檢查，“無懈可擊”才會點頭放行。接近中午，她又出現在病區出口，等著換班出門的醫務人員，監督、檢查他們脫下防護用品的順序是否得當、消毒是否徹底。同樣的工作，下午交班時間再做一遍，日復一日。

　　“感控無小事。病毒看不見摸不著，要努力做到醫務人員零感染，責任重壓力大！”進駐醫院前一天，戴愛蘭就連夜做了休息室管理預案，“13個休息間，一共148人，工作時間不一，如果不固定房間，容易增加交叉感染風險。”

　　剛來的那段時間最緊張。醫院臨時轉換功能，環境設施和流程不完善，醫療物資緊張，亟須建立規范、查找漏洞；醫務人員穿脫防護服不夠熟練，不同批次來源的防護物資型號、特點各異，需要迅速發現問題。“比如護目鏡就有很多款，歐版版型和亞洲人的臉型不太匹配，鼻梁處易留空隙，有人就會拿紙巾塞一塞。但紙巾一旦沾染飛沫很容易被病毒滲透，就要提醒他們加用防護面屏。”

　　支援湖北醫護人員中，80后、90后最多。70后的戴愛蘭，用她自己的話說，是“熱心，愛管閑事，當慣了老師”。對新角色，她很快就駕輕就熟，成了年輕人最倚重的“院感老師”“戴媽媽”。

　　有300多張病床的光谷院區，交接班時，所有醫務人員都在同一入口進、出口出，雖然有練習，但最初上崗操作時很容易手足無措，防護服穿脫時間較長，又都急于離開、怕在出入口滯留和擁擠。這時，戴愛蘭總是口手不停地指導、糾正，不到半小時衣服就已濕透。

　　醫院原來用的是敞開式垃圾袋，在戴愛蘭的建議下改成了有蓋的腳踏式垃圾桶。但不少人匆忙來去，打開的桶蓋不及時蓋住，她就每天站在垃圾桶前提醒：“垃圾桶保持密閉，才能減少病毒傳播的機會。要防止呼吸道病毒擴散、避免交叉感染，每個細節都不能放過。”

　　當初決定來武漢抗疫時，戴愛蘭沒和家人商量就第一時間報了名。問起這事，她說：“因為只有夫妻兩人在家，我知道他會支持我。”

　　1992年就到上海的戴愛蘭，原本每年春天都會回故鄉江西婺源。“好久沒有這么滿心期待家鄉的油菜花開了。疫情結束后，一定要回鄉去感受春暖花開的暢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