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這句名言，是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在中共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引用過的。它的出處，是杜甫的《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嚴鄭公”是杜甫的朋友嚴武，因為軍功被封為鄭國公。從題目就知道，這幾首詩是作者到成都草堂的路上寫給嚴武的。詩歌作于唐代宗廣德元年（764）的春天。此前兩年，也就是公元762年，因為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在成都叛亂，所以杜甫被迫離開成都草堂，避難于梓州、閬州等地。到了公元764年，杜甫的老朋友嚴武再度出任成都兼劍南節度使，來信邀請杜甫，杜甫于是決定重返成都。在回成都的路上，杜甫想到已經離開三年的草堂，不知現在已經成了什么樣子，又想到自己這幾年漂泊轉徙的生活、日漸衰老的身體，不由得感慨萬千，于是就寫下了這五首詩，一則表達對嚴武的感念，二則抒發心中的感慨。

　　“新松恨不高百尺，惡竹應須斬萬竿”這兩句話，出自其中的第四首。詩歌不長，所以我們全文揭引如下：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

　　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

　　生理只憑黃閣老，衰顏欲付紫金丹。

　　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

　　它的大意是說，當年我常常苦于沙岸崩塌，損壞藥欄，現在恐怕它連同江檻一起，已經都落到湍急的水流中去了。還有我當年親手種下松樹，真希望他們已經長到千尺之高；而那些蕪雜瘋長的竹子，哪怕已經有萬竿之多，也一定全部加以鏟除。今后我這把老骨頭，就全都托付給嚴大人您照顧啦；容顏衰老，渾身是病，怕是和煉丹藥的瓶子罐子再也分不開了。這三年來，我東奔西走，四處漂泊，已經瘦得皮包骨頭。當年經常讀《行路難》，等到身歷其事，才相信人生的坎坷、世事的艱難。

　　綜觀全詩，寫到了重返草堂的歡樂和對美好生活的憧憬，也寫到了對過往顛沛生活的感慨，兩種感情交融在一起，使得整首詩情韻悠長，意味深厚。醇厚的情感，配上老杜穩重勻稱的辭采，給人以極高的藝術享受。

　　但這首詩給我們帶來的，遠不止是一首好詩而已。這首詩還帶來了杜甫對于國家治亂興衰的思考。這種思考，特別突出地體現在這首詩的頷聯，也就是習總書記所引用的“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這兩句之中。這兩句詩，雖然表面上說的是松樹和竹子，實際上卻別有寓意。這個“別有”的寓意，就是清人楊倫以及沈德潛在《杜詩鏡銓》和《唐詩別裁集》中所指出的“扶善疾惡”“扶君子、抑小人” 的殷勤寄托。

　　我們還有一點要說明，就是杜甫為什么要用“竹子”來比喻小人。很多讀者，對杜甫的這個比喻會感覺有些奇怪，因為在我們日常的感受中，竹子代表著虛心、氣節、堅忍、頑強的生命力，它與“梅”“蘭”“菊”一樣，是“四君子”之一，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這個感覺是對的。在中國文化史上，從娥皇女英的傳說開始，一直到現在，竹子的形象都很好。但我們要說明的是，在杜甫的那個時代，竹子的文化形象還沒有那么固定，所以在使用上還是有很大靈活性的。竹子與松樹、梅花被并稱為“歲寒三友”，始于宋代的林景熙，他在自家的院子里壘土為山，種下了松樹、梅花、竹子，稱它們為“歲寒友”；到了明代，黃鳳池輯有《梅竹蘭菊四譜》，從此，梅、蘭、竹、菊才被稱為“四君子”，其文化形象才定格在了“君子”之上。即便如此，明代大學者解縉還是寫了一副對子“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來諷刺那些華而不實、徒逞口舌之利的人。說到底，自然界的動植物哪里有什么品格？都是自然屬性而已。人類賦予它們種種品格，不過是借物喻人罷了，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大可不必過于糾結。

專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的傳統文化智慧